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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所谓的禅让制，是指由统治者主动将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交给他人，“禅”意味着强烈的推荐，而“让”则是指放弃或让渡权力。在史前时期，禅让制最为著名的案例要数尧、舜、禹的传位。尧是当时部落中声望极高的领袖，然而在他去世之前，他并没有将首领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，而是极力推荐舜作为继任者。于是，舜便成为了新的部落首领。后来，舜在去世后，又将统治权交给了治水有功的禹。这个交替制度被后人称为“禅让”。然而，唐朝历史中的禅让制度，虽然表面上延续了这一传统，但其背后却包含了更为复杂且深刻的思想内容，体现出明显的变化，尤其是在正统性、史实与道统三个层面上。

根据史书记载，公元617年，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，并很快攻入隋朝的都城长安。同年11月，隋炀帝的孙子杨侑即位，史称隋恭帝。李渊因其卓著的战功被立为丞相，并被封为唐王。次年，即618年，隋恭帝有意将皇位禅让给李渊，因为李渊被认为“功德日懋，天历有归”。杨侑拜李渊为相国，随后发布了禅让诏书，李渊虽然再三推辞，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禅让。这一过程延续了魏晋以来的禅让政治惯例，标志着唐朝禅让制的开始。尽管这一形式起源于魏曹“假禅让为攘夺”的政治手段，但从此之后，禅让成为了后世朝代更替的一种合法形式。例如，隋恭帝的禅让诏书，就为李渊的登基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。诏书中提到：“今遵故事，逊于旧邸，庶官群辟，改事唐朝。假手真人，俾除丑逆，济济多士，明知朕意。”这表明，李渊的即位不仅因为其个人的功绩和深厚的民心，还因其符合天命，天命安排他继位。

在李唐政权的建立后，唐朝统治者也从禅让的角度来宣扬王朝的传统性。首先，唐朝的建国运势被解释为与隋朝的火德相生相克，火生土，象征着两朝的相继关系。此外，唐初修订历法，也为隋朝的禅让找到了合理的解释。《旧唐书·律历志》中记载：“高祖受隋禅，傅仁均首陈七事，言戊寅岁时正得上元之首，宜定新历，以符禅代，故造《戊寅历》。”其中，戊寅年正是唐高祖李渊接受禅让之年，进一步证明了李唐政权的来源。

尽管隋恭帝的禅让为唐朝政权的正统性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依据，但唐人对于禅让的历史背景和实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，特别是对于高祖李渊的禅让过程。唐代史学家温大雅在《大唐创业起居注》中记载了李渊的禅让史，并提出李渊接受禅让的过程中，实际上是通过专权、逼迫来实现的。他认为，李渊在征服天下时，既可以选择革命，也可以选择禅让。这两种方法虽然不同，但都能够为政权提供合法性。李渊承认禅让与革命同等重要，从顺天应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两者在法理上是等价的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渊实际上开始从表面的禅让转向了实际上的革命，这也使得他所提倡的禅让失去了最初的纯粹意义，变得更像是改朝换代。

另外，尽管李渊表面上接受了隋恭帝的禅让模式，但他内心并不认同魏晋以来的禅让制度，甚至有些蔑视。他认为，魏晋以来的禅让已失去尧舜时代的公心，变成了统治者为了个人私欲而进行的政治操作。因此，李渊更看重的是自己的革命行动，而非魏晋式的“虚假禅让”。唐太宗李世民也曾批评隋文帝接受北周的禅让，称其为“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”，这也反映了唐代对魏晋禅让的强烈不满。

相比唐朝前期对禅让历史的批判，唐中期和晚期则展现了更为客观和深刻的反思。中唐时期的陆淳，从民本思想出发，认为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度是儒家思想的体现，强调禅让是当时最适合的治理方式，具有其他世袭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。他通过引用《论语》来证实这一观点。同时，韩愈在《对禹问》中对禅让与世袭制进行了深入的对比，认为尧舜禅让的初衷是为了选贤与能，目的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，而禹选择将王位传给儿子，则是为了避免因后继者争夺而引发的纷争。韩愈认为，世袭制虽然避免了传位的不确定性，但也有其合理性，既能避免内外争斗，又能保证政权的稳定。

而柳宗元则进一步阐释了禅让与世袭之间的关系。他认为，历史上的禅让无论出发点如何，最终的结果都体现了前任君主的遗忘与后任统治者的被民众所接受。他解释说，尧禅位给舜时，必须等舜建立了功业，赢得了民心，才能顺利继位。至于禹的世袭，柳宗元认为，禹的功绩深得人心，因此民众不反对其传位给儿子。对于汉魏时期的禅让，柳宗元认为，虽然形式上与尧舜禅让类似，但后者由于腐败丧失了民心，导致禅让变得不再自然。

综合来看，唐朝历史对禅让制度的评价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趋势。从前期李渊的接受，到中期和晚期的理性反思，唐人对禅让的认识逐渐更加成熟和多元。尤其是儒学复兴后，学者们对禅让制进行了更加客观的评价，试图调和正统性与史实之间的矛盾，既肯定了其历史价值，又对其实际运作做出了合理的解释。